宋鲁郑:荷兰大选对欧洲意味着什么

自由党在荷兰受追捧

荷兰自由党主席威尔德斯

 

宋鲁郑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3月15日,荷兰将举行议会二院(下院)选举,根据此前民调,极右翼自由党可能赢得15%以上的选票,成为第二甚至第一大党。

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荷兰素以文化多样性和包容精神著称。然而在这一波欧洲右翼卷土重来的狂潮中,荷兰似乎并不能独善其身,也让这个只有1600万人口的小国家,日益引发欧盟的焦虑和全球的关注。

荷兰政治上不成比例的重要性,是和时代背景、它在欧盟的特殊地位、它自身的政治体制特点以及可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密切相关。

时代背景就是民粹主义席卷整个西方。英国退欧、美国特朗普成为总统、意大利公投失败,均显示了令世人震惊的力量。今天的荷兰,极右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也已经成为全国主要大党,目前民调排名全国第一(令人称奇的是,这是只有一个党首和一个党员的政党,却能取得如此政治成果)。全球都在瞩目,荷兰究竟会成为欧洲本土第一个拥有民粹首相的国家,还是成为第一个阻挡民粹主义滚滚洪流的国家。

从根本上讲,西方民粹主义强势崛起和现有体制无法解决面临的问题有关。比如经济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种族危机,可谓人心思变。有西方学者和政客把责任推到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上,事实上还是欧洲自己固步自封,体制僵化,拒绝变革,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所致。

西方冷战后曾宣扬资本主义加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但不过二十年,这个甚嚣尘上的理论就被终结了。最根本原因还是这套模式已经无法适应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

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导致了西方三个严重的后果: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萎缩、种族结构变化。这三个后果令资本主义成为西方民主的掘墓人。贫富差距扩大,打击了民主的合法性,中产阶级萎缩消解了民主制度存在的经济和阶级基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莫尔《民主与独裁的社会起源》)。种族结构变化则导致西方文明终将消亡。以荷兰极右政党自由党党首维尔德斯家乡为例芬洛小城为例,该城市10万人口,其中移民上万人,并仍然在加速上升中。

这一切都是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必然。比如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导致许多简单劳动被取代,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导致西方工业空心化。伴随现代化的是西方家庭的日益解体(低结婚率、高离婚率)和普遍少子化。面对这样的时代潮流,西方民主制度在今天束手无策的表面背后,是其已经面临被时代淘汰的命运。

不过今天欧洲的困境有一点和美国不同,即冷战后欧盟加速一体化,推出单一货币欧元、建立互免签证的申根区。另外欧盟还积极扩张,过快过多地接纳新成员。现在回看这些举措,确实操之过急了。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和主权债务危机都与之有关。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极右的出现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在欧洲选民看来,既然传统政党无论怎样更换都无济于事,为什么就不能给极右一个机会呢?更何况不管其政策是否可行,但至少都是针对问题而设的。比如荷兰自由党等要求脱离欧盟和欧元、关闭边界、关闭清真寺、驱逐非法移民、停止穆斯林国家移民、停止非欧盟国家的移民、只能使用荷兰语、宪法保护犹太教-基督教与人文文化在荷兰的主导地位、对移民强硬同化、限制儿童福利津贴(基本上是外来族裔享受)、将外国罪犯驱逐出境、设立自己的“关塔那摩”。

当然,不管本次荷兰选举结果如何,都无法逆转时代潮流。就如同尽管凯撒被暗杀,但仍然无法阻止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转变。凯撒代表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整个时代发展的方向。

荷兰虽然小,但在欧盟却极为重要。这主要是其特殊的历史地位造成的。远在欧盟出现之前,它就是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员。要知道这个共同体是欧洲漫长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拥有超国家权限的机构,成员国的政府也是第一次放弃了各自的部分主权,并将这些主权的行使交给一个独立于成员国的高级机构。今天的欧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荷兰堪称元老的元老,其象征意义巨大。另外荷兰和英国不同,它是欧元区成员,假如它退欧,其打击更甚于英国。历史上就和欧洲本土若即若离的英国脱欧,欧盟未必伤筋动骨,但荷兰脱欧则直接动摇欧盟的根基。

荷兰第三个引起关注的原因则和它自身的政治特色有关。荷兰确实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比如宪法上的首都是阿姆斯特丹,但所有权力机构:议会、政府、王室、最高法院以及驻外使馆都在海牙。

不过真正令荷兰大选重要的是如下两个因素。第一,荷兰是议会制国家。目前,设计选举人制度(间接选举)以防止极端政治人物掌握权力的美国已经选出特朗普总统,英国由于绕过代议制直接举行公投才导致脱欧,但荷兰则是纯粹的议会选举。所以它就具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参照指标:假如议会制国家也败于民粹主义,这就说明英、美都不是特例和偶然,而是超越一切民主形式的必然。因为议会制国家选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各党推出的议员。选一个人会有偶然性,但如此众多的议员席位则具有更广泛的民意代表性。

第二,议会制国家是两权分立,即哪个政党拥有议会多数,哪个政党的领袖就是首相或总理,也就是说这个政党就同时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不存在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衡。

当然我们可以说还有司法权呢,但荷兰奇葩之处就在于,根据宪法,法院为主的司法机关不得宣布国会通过的法案违宪!

也就是说,只要极右政党获胜,立法之后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制衡。荷兰绝不会出现特朗普要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兑现自己的选举承诺。它可以直接立法,然后行政部门立即执行,司法部门即使不赞同也无计可施。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荷兰城市的市长不是由选民选出,而是由政府指派,市长就任后直接兼任议长。这样的体制设计,其执行力之高可想而知。

确实,民众可以上街示威,媒体可以继续批评,反对党可以继续反对,但除了进行下一次的大选,什么也改变不了。

不过唯一可以令建制派略感放心的是荷兰制度另一个奇葩之处:即下院选举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单独过半数,得票领先的政党需要和其他党派联合执政。目前民调排名第二的也是右派政党“自由民主人民党”,2010年荷兰大选,该党拿下下议院150席中的31席,它与右派的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执政联盟,并在自由党支持下组建少数派联合政府,双方曾就是盟友关系。假如自由党成为第一大党,双方组成联合政府也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现在同属在野党的基督教民主党民意支持率排名第三,三强再度联合实属正常,只不过,这一次要以自由党为主导了。总之,唯一能够制衡自由党的是与其联合执政的其他政党。

最后一个因素则是今年欧洲是选举年,除了荷兰,还有一个月之后的法国、下半年的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都面临类似的困境。假如议会制的荷兰都失守,这将极大的鼓舞极右势力,也将对中间选民产生强大的影响。当西方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抱极右的时候,极右不但去魔化、去敏感化,更会成为新的政治正确,这股多米诺效应将无人可挡。如果随后法国也沦陷,仅仅一个德国是无法支撑欧盟的。

如果非要再补充一点的是,自由党承诺获胜后将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全面改善双方关系。自由党党首威尔德斯声称“恢复俄荷关系是荷兰这样的传统贸易国应优先解决的问题。”“多个世纪以来,俄荷两国之间尽管存在冲突,但是双方仍从合作中获得了利益。目前解除对俄制裁是我们未来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原因并不难理解,荷兰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顺差国。但这种做法将极大地改变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地位,也影响到欧盟的外交政策和对乌克兰的承诺,直接影响到欧盟的可信赖度。欧盟和俄罗斯都是全球性强权,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不容小觑。

不管如何,西方的衰落与民粹主义的崛起,必然导致一场改变全球秩序、财富和权力重新分配的历史大变局迅速上演。只不过在一个巧合的历史时空节点上,小小的荷兰将扮演一个远远超出其实际体量的角色。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