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渱之巴黎】难忘的“年味”永远的回忆

上小学时只要学校放暑假、寒假，在政府机关工作的父母无暇照顾我和妹妹，总是把我们送去远远的乡下外婆家。当时交通十分困难，现在1小时就到的路程，那时要坐5个小时的火车。下了火车还要步行20多里路。

外婆家有个不大不小的独家院子，背靠小丘陵，四周竹林环绕，风一吹，竹叶儿瑟瑟抖动，摩擦出下雨般淅淅潚潚的声音。院子前方50米远有一条小马路，路边紧靠着生产队一块接一块的水田。秋天水稻收割后，农民让水稻茬浸在水里沤肥，以利于明年春天的种植，冬天的田里一遍空旷。

外婆家的7-8只鸭和邻居们的鸭群混在一起，在田里，田埂上来回折腾，尽情捕捉水里的小鱼小虾，欢喜的嘎嘎嘎地高声乱叫。那时候我好奇怪，为什么一到天黑，那群混淆不清的鸭子们会自动分手回到各自的主人家？几乎从来不出差错。偶尔也会拐骗回来一只被爱冲昏了头的鸭子，第二天那鸭子找到了自己的群，一切又回到正常。

房屋中间是大厅，大厅中央有一个粗壮的大红木餐桌，四平八稳，是全家一起用餐的地方，大厅两边各有两把红木雕花椅子和茶几。是来客接待处。餐桌后面靠墙处还有一个红木雕花五斗橱，上面放着焚香炉和祖宗铭牌，墙上挂着外公的父亲和母亲已经陈旧发黄的照片，曾祖母光滑的头发上别着簪花，绣花长袍，三寸金莲，精湛的绣花鞋，她面目慈祥端庄典雅，曾祖父头戴清朝官帽身穿清朝官服，正气凛然的模样同外公一模一样。曾祖父曾经是清朝朝廷驻广州官员，退休后，全家老小返回四川，解甲归田。

正厅左右两侧均是房间，有2个大间一个小间，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张带红木雕花框架的老式床。房屋的右前方紧挨着厨房和鸡鸭圈，每天早上准能掏出几个鸡蛋鸭蛋。还有一个猪圈，每年都有2-3头猪在那里呼噜呼噜哼哼作响，左边有一间储藏室加卧室，给临时来帮忙的工人住。

院子右前方有一个很大的搭着稻草蓬盖的窖坑，用来存储红薯。秋天他们把生产队分的红薯，一层红薯一层土，埋在坑里，这样红薯可以保鲜吃到第二年夏天。夏天大雨后那窖坑里积满雨水，青蛙妈妈哺育出一群群黑色的小蝌蚪，在水里游来游去，过上一些日子变成小青蛙到处乱跳。

房子周围的竹林，是我和妹妹最喜欢玩的地方，我们常常在竹林之间綁上绳子荡秋千，欢快地唱着儿歌“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惹的外婆家的小猫小狗围着我们又叫又跳。

外公是个不多言很严肃认真的人，很少看见他笑，他眼睛一瞪，再顽皮的孩子也怕他三分。不过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发火。外公原来在城镇经商，解放后全家去了乡下。他在生产队干活，每天早出晚归，晚上他收工回家最惬意的事，是坐在餐桌上位，慢悠悠拿出烟斗抽上一支自留地里种的自己裹的旱烟卷，我和妹妹会很乖巧地给他划上火柴，看着他“啪啦，啪啦”吸燃烟斗里的烟卷。然后他来一小盅高粱白酒，配一小盘儿腊肉，等待外婆做好饭，全家共进晚餐。他不时地挾块腊肉给我和妹妹。看见我们好奇的目光，他用筷子头沾点白酒放进我们嘴里，辣的我们直跳。

我原来也觉得外公可怕，然而很快改变我的认知。一天下午，外公从山上带回来了一些棕树叶，编玩意儿给我们看，长长的墨绿色棕树叶儿在他那双粗糙的手中翻腾，一会儿变成了一只小鸟，一会儿编出一只蚂蚱，我们高兴的直拍手。他笑了，笑的那么好看，眼神里充满了慈爱，还露出一缕孩子般的顽皮，这时我真正认识了我的外公，和他心灵深处那个顽童。他教我们编织了好多小玩意儿。

外婆是个裹过小脚的女人，脚指头畸形卷缩，走路做事却轻快利落。她身材瘦小，年轻时候肯定很漂亮，小圆脸，双眼皮大眼睛，小巧的鼻梁。外婆生过10个孩子，只有6个长大成人，她没读过书，却深懂礼仪之道，她维持家务，带孩子，养鸡喂猪，提水打柴，里里外外一把手。终生辛勤劳累，瘦小的躯体中潜伏着一种雄狮般的勇气，典型的中国劳动母亲。

要过年的前些日子，外公外婆就开始忙碌起来，请来几个身强力壮的村民帮忙杀了猪，一半交给地区收购站，再用三分之一做顿丰盛午餐招待生产队亲朋好友，余下的部分做成腊肉、香肠，酱肉…挨个挂在屋檐下。他们做的香肠，独特的四川麻辣，粉红发亮，咬一口满嘴留香。

那时候，外婆家两个小姨妈还在读高中，空余时间也务农。其他4个孩子长大后都去了外地工作，每年的春节假期才能全家团聚。在北京海军部队任职的大舅舅一家和我忙碌的父母却很少有机会回家过年，我和妹妹就成了他们的代表。

过年前两天，外公开始杀鸡杀鸭杀鹅，做油炸酥肉，咸甜烧白…一只鸡可以做出凉拌鸡，辣子鸡，宫保鸡丁好几道美味佳肴。年夜饭桌上总是满满一桌好菜，每年少不了红烧鱼，代表着“年年有余”。外公的厨艺非常棒，他做的清蒸酥肉粉丝再加上春节时发芽的豌豆芽尖，洒点儿香醋，那种清香可口的美味令人终身难忘。还有外婆酿的醪糟米酒，香甜可口，我经常偷偷的喝，喝的满脸通红。

外婆开始卤鸡卤鸭，卤鹅，卤肉，时而悄悄塞给我和妹妹一只卤好的鸭脚，鹅脚。吃饭时姨妈舅舅们就会惊呼：

—“咱们家的鸭子和鹅都没有长脚！”。我和妹妹在一旁捂着嘴偷偷笑。外婆最喜欢吃鸡屁股，每次吃鸡我们都会在桌子上大喊

—“外婆的屁股呢？”，三代人一起大笑，全家兴高采烈，喜气洋洋。

过年外婆要用河沙加热炒出一大坛子的花生，和红薯干。装炒花生的那坛子特别奇葩，有一米多高，两头小肚子大，一次可以装十几斤。坛子口特别小，你的手腕可以顺利伸进去，但是如果你贪心抓了一大把就会被卡住，你不得不放弃一半才能抽出手来，姨妈和舅舅都说，那是外婆故意让你欲罢不能。外婆手小，每次都是她得意洋洋地抓花生。像舅舅手大就没戏了，趁外婆不注意，姨妈和舅舅们就会怂恿我们两姐妹去抓花生。我们管那坛子叫“吝啬鬼”。

过年的时候，村庄里家家户户都会贴上花花绿绿的年画和对联。不管平常生活多么艰辛、不管平常生活多么节简，过年这一天，孩子们都要穿上母亲缝的或买的新衣服，家里都要尽可能大酒大肉，张灯结彩。孩子们大肆挥霍着“压岁钱”，到处点放礼花火炮，房前屋后烟雾腾腾，空气中散发出特别好闻的火药味儿，爆竹声声除旧岁。过年人们都希望讨个吉利，希望明年更美好。“知足者常乐”，老祖宗代代相传的哲理使他们暂时忘掉过去的忧愁，欢天喜地迎接充满希望的农历新年。

除夕夜这天，全家团圆晚餐前，外公外婆要振振有词地烧香拜佛拜祖宗，五斗橱上供放着一只粘贴上三根鸡尾毛的煮熟大公鸡，（原来留在鸡屁股上的三根鸡毛被捣蛋的我和妹妹拔掉了），然后一家老小在一方垫子上轮流下跪，给老祖宗磕头拜年，轮到我，我只是觉得好玩，敷衍了事，怎么拜的自己都不知道，多少年后，姨妈还经常逗趣说我小时候给老祖宗拜年最不诚心，腿都翘到了天上去了。

拜完佛拜完祖宗，外公外婆还要拜各种名堂的菩萨，也就是求众神灵保佑，来年风调雨顺，年年有余，全家老小无病无灾吧，像中国所有的老一代。

第二天早上，外婆和姨妈们忙着搓汤圆，舅舅带着我和妹妹爬上屋后的小山丘，那里是一大片生产队的土地，满山遍野的油菜，豌豆苗在冬天娇羞的阳光下，薄薄的雾曦中一片郁郁葱葱。墨绿色的田野里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黄色，粉色和玫瑰色的豌豆花和小野花。空气中弥漫着土壤、初春的油菜，豌豆苗酿制出的特有芳香。我们蹲在地边，假装着玩，一只手却悄悄地掐豌豆芽，其实，山上一遍寂静，阒无一人。掐上一把豌豆芽兴高采烈跑回家，好得意自己的冒险精神，舅舅说：

—“这就是民间习俗“偷青”，”后来舅舅被外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外公家的自留地什么都有，不能让孩子们染上坏毛病，舅舅吓得直伸舌头。

按照民俗， 吃汤圆的数目也是很有讲究的，要“吃双不吃单”，吃8吃10最好。可我和舅舅淘气偏要吃单。早饭后我和妹妹穿上新衣服，拿着“压岁钱”和外公外婆舅舅，姨妈们一起去城镇“赶场”看热闹，镇上锣鼓喧天，龙腾虎跃，人们载歌载舞喜迎新春。大街小巷人头涌动，人声鼎沸。孩子们穿红着绿，在人群中穿来跑去，冷风中脸蛋冻的通红。街边卖油炸豌豆粑、绿豆粑的，卖油饼油条的，卖年糕的烤红薯的小吃摊吆喝声不断。

街边那个用蔗糖做花的艺人，全神贯注，把熬化的蔗糖按照小朋友的要求，在一块像玉般洁净光滑石板上，转动手腕用小勺里的糖浆淋画出各种图像，从最简单的糖饼儿到花鸟，龙凤，古装人物，然后贴上一根长竹签。糖很快凝固，艺人用小铲轻轻一铲，糖人儿出来啦，孩子们接过竹签，糖人儿还热乎着，咬在嘴里又香又脆又甜。

街头搭起了戏台，头戴彩球花帽，身披黑色斗篷的民间艺人正在表演川剧“变脸”，斗篷一抛头一转是红脸，又一转是白脸，花脸，黑脸……一连24次变脸，赢得观众阵阵喝彩，掌声雷动……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跟着大人们探亲访友，“走人户”的日子。每到一家，我和妹妹的衣服口袋里都被塞满了花生糖果。在亲切交谈和寒暄的友好气氛中，人们完全沉浸在乐陶陶的世外桃源。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很快父母被打成“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接二连三的被批斗，戴高帽子…，外公也被人污告。文革后期，父母平反恢复公职，最小的两个姨妈也去了外地工作，外公外婆也跟随女儿离开那座温馨的乡下小院，后来相继去世。

现在过年，随着物质生活提高，春节假期人们更喜欢周游世界，更喜欢餐馆聚餐，更喜欢坐在电视机旁边…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小时候印象最深，最喜欢的“中国年味”，篆刻在我脑海里，停留在60年代中期那个美好的时光。家乡的味道，童年的幸福感，随着年龄增长越发清晰，记忆犹新。昔日那种淳朴善良的民俗风情的“年味”再也没有了，只有记忆永远存在心里。“每逢佳节倍思亲”，家乡的年味承载着浓浓的亲情和思乡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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