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得秋声忆故乡
——读野夫《尘世挽歌》
文成
作家野夫的作品在中国似乎已经不能出版和再版，那些被读者热爱、争相阅读的散文集成为某种“禁书”。但是我感觉到他依然是一个热门作家，一个被读者念念不忘的写作者。他的散文似乎从没有远离读者的视线；他的每一次新作都引起读者的追读。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野夫的中国当代文坛，会是怎样的文学空间。对我来说，那将是一个失去某种重量的文坛，失去了历史厚度的散文文坛。我这样说，并非因为我对他的文字的偏爱，而是因为野夫是一位忠实于历史、也不逃避现实的当代散文作家，始终以真实、批判的眼光发掘历史，棒喝现实，对生命的挚爱和对人性的批判始终贯穿他的文字。正是这种并不受官家欢迎却深受民间理解的写作态度，使他成为文学爱好者们的“野哥”。“野夫”这个名字沉淀在读者心里的不仅是江上母亲的哀情、剖析历史的悲音，而且它似乎已经成为独立人格的象征，溢出散漫人生的洒脱气节。当人们想到野夫，想起的不仅仅是他的文学作品，还有他的不妥协的人生，那是他奉献给世界的第一篇也是最重要的作品。生命与文字的彼此忠诚，心灵对自由不懈的追求，以及他对故土的深厚恋情，是野夫作品深受读者喜爱的深层原因。
他写家族亲人、故人挚友，写山野乡民，狱中奇人，也写思想界文学界的仁者大家，野夫的一系列以写人物为轴心的纪实散文，是中国当代散文的一大成就。这些关于死亡、不幸和爱的篇章，以人物命运为线索挖掘时代的真实面目，真挚深沉，直击人心。在这些故事里，无论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人物，还是作者自身的经历，都如记忆的深井里掬出的流水，照亮着时间的深痕和当下之境。
［一］
我读野夫，始于2020年。无疑，这是一个迟到的阅读。当这些文字流动到我的眼前，我感受到了它苍凉恒久的魅力。它们震惊我，撞击我，激起我心中强烈的伤痛，仿佛作者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
八十年代的珞珈山，刘道玉任校长的武汉大学，朝气、自由、创新，我和野夫虽不认识，但是同挤一个食堂，同上易中天、赵林、邓晓芒老师的课。那时候珞珈山下各个园子的颜色都很清晰，樱园是白色和绿色的，桂园是金黄的，梅园是碧绿和淡黄的，枫园是红色的，湖滨是碧蓝的……毕业后的我们如散去的飞鸟，怀着共同的灵魂底色，走进各自的人生履迹。去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微信上认识了野夫，才了解到他大学毕业后遭受的磨难，被冤入狱，父亲病亡，母亲投江自杀。夏天，我请一位从中国回法的同胞，带回了在国内可以买到的他的所有书籍，包括散文集《乡关何处》和《身边的江湖》，这时，我才坐在秋光里，读他。
野夫把《乡关何处》和《身边的江湖》这两本散文集统称《尘世挽歌》。《江上的母亲》是他最著名的散文。“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这样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一旦拿起笔的野夫，必然带着比大部分写作者更沉痛的笔调。野夫的重和悲，我想首先启始于此。这篇文字朴质哀婉，凄恻痛楚，像泪从他的心底一团团滴在纸面。但他似乎并不停步于哀情，他直面死神，渴求着对它给出自己的理解。母亲之死，仿佛成为一个永远未完的行为，一个存在的主体，横在他的眉间与他同行，与他共执笔墨，共同探寻生命的底语。
野夫是从《江上的母亲》的写作，开始一个职业作家的旅程的，这似乎含着一个象征意义。死亡是一个结束，也是起点。“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这位国军将领的后代、当了二十年“右派”的母亲，残忍地结束了自己的肉身和尘世之旅，把最深的爱以死亡的面目献给了儿女。这种悖论式的命运只能把野夫推进更深的思考，让他提起的笔从此不能放下。“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在阳光下为我留下的那把钥匙……”一把钥匙！读到这里，我被泪水浸湿的眼里，也晃动着点点光明。是的，写作，是最好的祭念和慰藉。在江水冰透的时间里，野夫从告慰亡母的文字开始，握着这把钥匙，从此沿着他的文学之路去寻找历史的真相，安顿自己的心灵。
《江上的母亲》开启了野夫一系列的纪实散文写作。如一个通灵者，他在生死之间的河流上寻找亡魂也寻找自我。他以文字搭建一个月光下的祭坛，死魂灵纷纷赴约他的笔下，在迟到的人性权利中打开缄默之喉。在他一路写下来的篇章里，我听见他祭祀的词语如经文如钟声，为流浪的亡魂念念祈祷。他的文字如招魂的法器，重筑的坟茔，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抛尸荒野的神州鬼雄们清洗血迹，让历史的孤魂在他的笔下入土为安。
［二］
我逐渐了解到野夫和我有着相近的家史，我的两位祖父和他的外公都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国军将领，曾经为中华的独立浴血奋战，且都死于五零年前后。今年以来我正好在写一些关于我祖辈的回忆文章，有时发给野夫请他指导。他看了以后，总会转发，并鼓励我说写得好，认为这就是他主张的民间修史写作。民间修史，野夫是这样定义他的散文写作类型的。他认为，在一个不能如实记载历史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记录族群家国的史实，只有让这些记忆的涓涓细流汇进历史的长河，我们才能抵抗遗忘、直面真相。
一个晚上，读完了他的另一篇重要的散文《地主之殇》，我彻夜难眠，泪流满面。祖父的死亡，震动着野夫，让他不得不去寻找依旧抛露荒野的尸体，去追寻被隐藏的秘密。野夫从父亲的死亡出发，挖掘出层层叠叠震撼人心的家族和地方史。可以说，这篇沉痛的家族史是一部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运动的翔实见证，也是一首乡绅阶层埋首荒野的史诗。罕见、真实、刺痛人心的记述，和杨继绳、向以鲜等作家的作品一起，填补了当代纪实文学对这个时期的书写空白，让中国当代史的春秋笔墨在历史事实的面前抬起了一点尊严的头颅。
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许多都如野夫的父亲，历来把往事藏在心里，从不向儿女透露半字。这令人痛心的沉默往往让并不遥远的祖辈历史，模糊得似不存在。野夫在父亲的追悼会上震惊地发现了从乡下赶来祭奠的族人们，他们在他的追问下，才讲述了惊心动魄的往事。对于野夫来说，这是一个不能不直视的记忆和难以回避的写作。父亲去世十年后，他写下了家族里一桩桩惨烈的死亡，发掘着人性的步步丧失。他的祖父，一位与世无争的农民，温和善良的地主，一个乡村事务的判官，备受宗族尊敬的长老，在土改运动中，被无情残忍地折磨拷打，直至含着无尽的凌辱上吊自尽——“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惨叫，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古老山村的宁静。但凡了解一点中国酷刑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生不如死。”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残忍与黑暗呢？在《地主之殇》里，野夫陈列土地与人的历代关系，夹叙夹议层层分析，把家族的遭遇作为一根椎管深入历史的肌理，向读者展开深藏在中国人心底的公共记忆。在家族毁亡的灰烬中，野夫缝补着往事的碎片，倾听着消逝的魂魄依稀惨痛的哭声。透过血红与残酷，我们看见了知识和秩序、人心和古礼、源远流长的文化遭受漫长迫害的开始。
在《地主之殇》里，野夫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在祖父惨死的岁月，父亲在哪里呢？这位用一辈子的沉默来保住尊严的父亲，至死也没有开口的父亲，只在去探望狱中的儿子时，对野夫郑重地说：“儿子，我现在理解了你的选择。 ”父亲对儿子受难的理解和接纳，有着重要的意义。野夫以自己的叛逆和遭遇，促成了父亲的反思，完成了父亲妥协的一生没能实现的选择。临终的父亲在压抑了一生的尽头，为陷入牢狱之灾的儿子而伤心，但我相信，他的心底更多的是骄傲和自豪。是的，父亲是带着对儿子道义之旅的自豪而离开人世的，人生的坎坷和苦楚最终迎来了灵魂的救赎。在众多史料的阅读和采访中，野夫也以人性的思考、对僵硬意识形态思维的放弃，理解了父亲一生的缄默，理解了那一整代人的压抑、隐忍和悲哀。父亲死后，野夫实现了他的遗愿，填平了那个包裹着祖父尸体的天坑，并用文字的记录修建了追问和思索的桥梁。
《地主之殇》是野夫的祭品，祭奠了老实忠厚、含悲自尽的祖父，为备受屈辱的老人戴上了尊严的冠冕，祖孙三代在文字里跨越生死而相聚，彼此理解。马其顿诗人尼古拉.马兹洛夫说：“诗人必须足够强大，以勾勒出历史与记忆之间那道独异的边界。” (注1) 野夫在他的非虚构散文写作中找到了这条边界，并从这里出发，在反思中跨越历史，进入探索人性的领域。因此，他记录的家族史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和家庭的，而是属于整个中国，属于这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属于人类心智的坎坷命途。我想，这是野夫写作的动力，也是他的定力，是他作品的理性和深度所在。
读完《地主之殇》的那个失眠之夜，我记下了这段读书笔记：“野夫的民间修史写作见证了个人、历史的心路历程，也见证了文明的变迁和异化。他真实勇猛的笔墨为当代文学灌注了血性，让文学的使命在被折断的历史书里得以延续。野夫以他的书写拯救了家族和故土，他的泣血之作努力让今天获得拯救过往的权能，让现实避免再次堕落深渊。这才是文明的宗旨，中国要得到世界的尊敬，这是必经之路，必经之笔。我相信，野夫的文字和类似的书写将帮助中国人穿越历史的厚墙，重建族群的信心。如果文学只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欺瞒人性的虚假堆砌，我们的心灵未来图景只能是海市蜃楼，我们建设的现代化也只是一片良知的废墟。”
［三］
野夫善记身边的人与事，他的文字记录着各种各样的尘世传奇和生命细节，这是他的散文的一大特点。这位土家族的后代，朋友满天下，其中有高人大士，也有乡野孤民。民间思想家王康先生就曾是他的心灵之友。《尘世挽歌》也收藏了《哲人其萎 王者曰归》这篇纪念王康的悼文。这篇祭文情感真挚忧伤又充满深刻锐利的哲思，它陈述了王康的生平，展现了这位民间思想家的深邃思想和刚烈秉直的个性。通过王康坎坷的经历，野夫也描绘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艰难探寻社会出路、迂回曲折、令人痛心扼腕的思想历程。
野夫对王康的理解是深彻的：“他内心深处，是怀揣着庄子所谓的‘素王之道’的。何谓素王，郭象注解曰——有其道为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所谓素王自贵也。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想要做一个驯服君王霸主的人”；“……他眼中的陈寅恪先生——不是普通的文化遗民，也不是附着强烈政治色素的前朝遗老。而是中国三千年大变局中，最大意外和最深浩劫里，以身殉道的伟大文化护法者。千载以后，典型犹存。我理解的老康，也正是这样的狂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也。”野夫让我们看到了这位被追逐、遮压、屏蔽话语的哲人思想家独立高洁的精神境界，看到了他摒弃私利，把自我深切融入祖国命运的曲折人生。这位文化的护法者，文明的儿子，怀着对文明的乡愁，终其一生都在争取着每一个社会变革的机遇，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奉献心血和智慧。这位文化的护法者，文明的儿子，怀着对文明的乡愁，终其一生都在争取着每一个社会变革的机遇，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奉献心血和智慧。流亡异国直至客死他乡的王康生前这样对野夫吟唱：“分手的时刻到了，我们坚持自由的流亡/你們继续不流亡的自由，直到自由君临，如春风凯旋……”悲壮之情，令人怆然涕下！
《哲人其萎 王者曰归》的语言哀愁唯美，打动着我这个远离故土的人：“这些早在八十年代就扬名立万的人，独守着他乡的清贫和志节，依旧义不食周粟。郑义兄去山边采回大把的蕨菜——这就是古诗中的薇啊，用自制的腊肉为我们煎炒。老康在一边背诵诗经——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飢。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如此寂寞的情怀，模糊了我的视线。越过葡萄园边高大的橡树，我好像看见烟尘弥漫的家乡，我忧伤的父母在那里孤独地采蕨、写作、流连。
王康的离世给中国思想变革的进程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是中国知识界在庚子年遭遇的巨大创痛。《哲人其萎 王者曰归》，仿佛是一次“寂寥的独白和热切的对语”(注2)，诉说着对这位先知般的思想家撒手人寰的哀思。它让我们听到了王康永垂不朽的灵魂之音，也将使野夫的文字得以传世。
［四］
爱喝酒的野夫，身上充溢着酒神精神和江湖气，朋友之谊于他似乎是最重要的情怀。他性格豪爽，朋友和读者们亲切地称他为野哥，戏说他是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和三流的丈夫。他曾说：“当人们说我有江湖气，那是对我的最高赞赏。”
《尘世挽歌》刻画了一系列当代散文史上不可替代的人物形象，这些边缘人物的江湖故事生动迷人，意味深长。他的几位乡人，瞎子哥、刘镇西、苏家桥等底层的民间学人，艰难地求生，内心却涌动着高贵温暖的人性和义气。他们耿直孤介，心性高远，往往拥有深厚的知识底蕴，在内心与这个急功近利、没有心肠的社会保持着最大的距离，却不断地承受着外界带给他们的伤害，总是默默地独自舔疗伤口。野夫用深情、辛酸而不失幽默的笔墨描摹着他们的故事，让读者看到了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失声的这群人的内心世界，看到了我们以为消失殆尽的传统人格和豪侠仗义。当那位在孤独和黑暗中独自研究楚辞的刘镇西，得知他一生的研究成果，已经被别人领先一步，竟难过得伏在野夫的膝上痛哭，我心里对这位执着坚韧的民间学者升起深深的敬佩，也为他感到痛心。当人们对入狱的野夫背转身去，这位乡间的老友却每年冬天都为牢里的囚犯做一双温暖结实的布鞋，这又是何等的义气和真情。当几乎失明的他用仅剩的微弱视力朗读野夫的狱中诗而嚎啕大哭，我又怎么不能为这朴实而至深的相互理解而感到慰藉？写作的人，一生所求，不就是这灵魂深处的解读吗？无论对方是上帝或者乞丐，那一份心灵的沟通几乎就是写作的归宿。
这位“反右倾“时因言论忤逆而被强行劳教的楚辞爱好者，“他的一生几乎从来没有摆脱过贫困，底层人民的所有苦难他都亲历遍尝。我从未看见过他有任何自怨自艾的时候，他始终乐观地面对一切厄运。”贫贱的他们，内心强大，耐心地期待着一个黑暗的终结，美好时代的来临。野夫是痛苦的，却怀着希望，他在他的人物身上投射着自己的理想。此刻，我仿佛听见了王康先生对他说的话：“布哈林曾指出，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任何个人、政党、民族、国家，都必须经受世界法庭的审判。野夫，在你通向中国历史破晓的大荒之途上，砂砾要变成金玉，铁蒺藜会绽放成鮮花。腐恶不堪的大地，必将出落成一个万象更新的世界……”
《别梦依稀咒逝川》里的李如波，是一个隐士般的人物，野夫以深情的篇章礼赞了这位遥远依稀的知音。李如波冷静清醒，一眼看透了历史的阶段性命运和变革的局限，影子般地活在人世的边缘。这位深刻的民间思想者，在中国大踏步进入喧嚣的现代化之前，自隐于山川烟云，却把他超脱的智慧，传递给继续在人世间战斗的野夫。野夫写李如波，仿佛在写一个出世的自我。
“此刻，我坐在深夜两点的灯前，遥忆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坎壈人生，确觉我当言说，否则，我必在此巨大的黑暗中窒息。也许我不谈老李，就真的无人想起他45年的存在了。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真实和思想都随水而逝，一去无迹，那我只能认为是这个时代，集体合谋谋杀了老李，并且销尸灭迹。”文字如心，如一口深井，冰凉，哀伤，让我们感到对一颗心的纪念，只能以来源于心灵的字迹。
谁能说《大水井的守望者》，不是一首饱含象征意味的散文诗呢？它的主人公就是道和古礼的守望者。大水井的仇老汉用一辈子的守望，成全了古老中国的道义之心。这个远离人群的孤独老人深深打动着野夫，也打动着读者——“这个曾经身怀绝技的武夫，在李家覆灭后的几十年艰难岁月中，像一个古代的义仆守着恩主的坟茔般，守望着李氏宗祠的落日残照。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宗祠大院中去逡巡一番，他的生命赖以支撑的水依旧来自于那口古老的井，他每天临水照影直面着岁月的变迁。挑也挑不干的水井啊，仿佛是一只蓄满伤痛的眼睛，永远有止不住的泪水滔滔。寒泉配餐，箪食瓢饭，他毫无目的地在守候中老成一个幽灵。那些曾经的繁华和荣耀仅剩唇边枯涩的回忆，他在悲风扑面的寨墙边天天伫足，遥想铁马金戈的英雄年代，仿佛他还在身负重托，守卫着生命的最后一个据点。”
野夫在这些偏远、卑微、孤寂的人物身上直抒胸臆，他的抒情强烈浪漫，沾着血泪。在他的心中，这些底层人的胸膛上印着道义的深印，他们，才是感动中国的永恒的英雄。无疑地，野夫通过写作成为这些沉默之心的代言人，代言着渐行渐远的爱与善美。
［五］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野夫尝到了更多更深的苦头。五年的牢狱生涯，是痛是苦，却也是宝贵的文学财富。他笔下的狱中人物形象震撼人心，奇特的罪行，悲惨的命运，传奇般的经历和迥异强烈的个性，每一篇都引人入胜，是一颗颗不可多得的散文珍珠。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何而写作》中说道，“我之所以写一部书，并不是要加工一部艺术品，而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的。”《八指二胡》，是我读过的最具文学审美的人物散文之一，如一部荒诞黑色的电影，一段悲戚嘶哑的丝弦之音。在看到主人公断指的那一节，我悲心四起，不禁停下来，深深地呼吸。野夫记录了一个受压抑的人性里刚烈猛鸷的血性，和终生的悔痛，记录了丧失廉耻的社会对个体尊严的剥夺，让读者看见了主人公背离自己痛恨自己、哀大莫过于心死的痉挛面容。这是一篇异常沉重的散文，野夫的语言克制而精准，他关于色彩、声音和人物表情的描写，通感和比喻的交叉运用，生动地表现了主人公深藏的内心，给这个人物的个性带来了巨大的艺术魅力。
野夫虽然是一个情种和浪子，却很少写自己的爱情故事，除了《革命时期的浪漫》。也许，这段远离肉体欲望的爱情故事，是他的一生中最难忘的爱情，因为它发生在那个至今让我们哽咽的“革命”时期，因为它伴随着他一生中最艰难苦涩的囹圄生涯。《革命时期的浪漫》，语言温和清柔，却翻涌起我内心悲伤的潮汐，这篇罕有的记录那一年的文字，记录了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爱与悲，嘶哑的唇喉，折断的理想之戢。如果说我们的青春是半途而废的呐喊与革命，渐沉黑夜的血色黄昏，那野夫用文字把它定格在了最美好的神圣年华，如一颗时光的浪漫晶石，折射出历史的残酷底蕴。
也许因为词语的受限，《革命时期的浪漫》写得极其克制。在这种克制的背后，却激扬着青春魂魄的辽阔天空。一个短暂而永恒的时代。正如爱本身，它的发生似乎总是短暂激烈的，但回响却久长不熄。“我们在苦难中所经历的温情，已然是苍白岁月里的灿烂底色。”难道不正是这样的灿烂底色让我们自信而勇敢地行走在愈发晦暗的路途中吗？
［六］
作为一个慢拙的读者，我为自己最终没有错过野夫笔下的穷乡僻壤和不为人知的角落里那些奇异孤傲的灵魂而感到幸运；我也有幸透过文字走进他的故乡和家族的命运，去更深邃真切地凝视我的祖国。当我在他的新作长篇小说《国镇》里，读到对几十个人物的纷繁描写时，我确信，是因为他对故土深厚不移的眷恋和爱，才使他拥有持久的激情去研究和描摹这些活着或者离去的人们。这一切他谙熟的悲欢离合和生死离别，构筑了他的情感空间和思想走向。“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意味着被人感知。”(汉娜·阿伦特) 苦难磨练了野夫对这个世界的独特感知，进而为他的作品奠定了沉郁锐利的叙述底气。他的语言时而华美，时而素朴，时而古典淡雅，时而激烈悲怆，拥有着深刻的文学和美学价值。在包括散文在内的丰富多重的非虚构写作中，野夫无疑地创建了属于自己的苦涩沉痛又细腻深幽、蕴含哲思的独特诗意。
王康先生曾经这样评价野夫：“他时常把激情深藏于冷峻面孔之下，像天空收敛在黑夜后面，接著敘述只有他才能敘述的故事，然后再度沉默。他那面无表情的脸庞，直射过來的目光，他那略帶嘲讽的忧郁神情，使所有在场者都在心里告诉自己，这就是野夫，可以调侃不可冒犯的男子汉。野夫蜷偎冷墙凭栏铁窗之际，我也望门投止于亡途。那场辐辏九洲并波及寰球的风雨，一代人的命运为之改观；我和野夫与有荣焉。……野夫绝非轻狂之士，他的性格偏于沉郁孤高，人生意趣趋于逍遥隐逸和诗性。”
也许，野夫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对美和爱的沉郁的追忆。他孤独地游走在人间，以来自灵魂深处的文字赢得了读者的理解和友谊。他的《尘世挽歌》，是一首前世今生的挽歌，也是一首故乡与世界的挽歌。穿越他的文字，我仿佛回到了故园，那拥有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却命运多舛的家园；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依然萦绕着老庄、屈原、杜甫、苏轼们寂寥而贞明的歌声，在至今仍未结束的流亡之路上，那些俄罗斯诗人黄金般的自由的歌唱。“我们多么渴望这是一个没有驱逐也不需要签证的世界啊，我们这些大地上的漫游者，祖国的浪子，可以自由地丈量自己的人生。”(注3) 诗人们和野夫渴望的自由，也是每一个大地漫游者歌咏的自由，更是在桎梏和囹圄中的人们为之流血牺牲的自由。人与自由的关系，不就是我们与故土血肉相连、难分难舍的终生情怀吗？我想起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故土》里的一段诗：
我们在它上面默默地受罪、遭难，
我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起它的存在。
是的，这是我们套鞋上的灰尘，
是的，这是在我们齿间咯吱的沙粒。
我们磨蚀它、搅拌它，碾成粉末，
那无法与其它东西混和的尘土。
可是，直到我们躺入其中，与它融为一体，
由此，我们才可以从容地宣称：“自己的尘土。”(汪剑钊译)
这部《尘世挽歌》写着故乡的沧桑巨变，和伤痕累累的历史面容，也写着那一份不变的江湖情怀和古道仁心。这些来自尘土、来自忧伤灵魂的文字，仿佛是那首中国最古老诗歌《击壤之歌》的悲亢有力的回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在远离帝国的心灵之地，它接引着寂寞而热烈的共鸣，我知道，那是挽歌背后我们共同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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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摘自《尼古拉.马兹洛夫访谈录》(杨东伟译，王家新校)
注2：摘自余世存《老子传》序言(王康)
注 3：摘自野夫《民国屐履》
野夫和他的同乡友人瞎子哥
1991年野夫在Wuhan监狱
王康先生(1949-2020)
文成 / 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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