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学家 : 法国年轻人失信现存政治体制，更大程度地接受暴力运动 !
编译 ：朱元发 博士
法国《世界报》于2023年3月30日登载了一篇采访录，题为《Dans la jeunesse, un discrédit du système politique » et « une acceptation plus grande de la violence 》，中译文可为《年轻人失信现存政治体制，更大程度地接受暴力运动》。被采访的对象是法国最著各的青年社会学家奥利维尔·伽朗（Olivier Galland），其名著《青年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 jeunesse) 己出第七版。
伽朗认为 : 反对养老金改革的动员在25岁以下的人群中并不是大规模的，但它反映了人们对参与式民主的信心的丧失和对直接行动的诱惑、今天只有一部分年轻人在示威反对养老金改革。但这种动员，即使不是大规模的，也显示了代议制民主在相当一部分25岁以下的人眼中的削弱。
《世界报》 问: 您如何分析年轻人对反对养老金改革运动的参与情况？在动员之初，他们并不在场，但自从3月16日星期四利用宪法第49.3条通过改革后，他们的游行人数猛增。
社会学家奥利维尔·伽朗（Olivier Galland）答 :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将其与其他运动相比较，如反对CPE[contrat première embauche]的运动，年轻人的动员似乎并不大规模，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2006年，这些要求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了年轻人，他们在街上的人数比现在多。今天，养老金问题对25岁以下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动员因素，但有一个机会主义的嫁接来承载其他的社会需求。
与其说是 "年轻人"，我更愿意谈论 "一些年轻人"，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在示威，而只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采用我们与马克-拉扎尔（Sciences Po历史和政治社会学名誉教授）在2022年2月[为蒙田学院]进行的 "多元青年 "调查中定义的类型，今天有两类青年在示威。一方面是那些可以被称为 "反抗者 "的人（占我们小组的22%），另一方面是 "抗议的民主人士"（占我们小组的39%）。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所有那些脱离社会、离政治关注很远的年轻人。
《世界报》 问 : 这些 "反叛者 "和 "抗议的民主人士 "是谁，他们代表什么？
社会学家奥利维尔·伽朗（Olivier Galland）答 :
他们既有相似之处，也有重大区别。广义上讲，反叛者主张对社会进行彻底的变革。大多数人不相信投票的作用，他们对政治暴力的接受程度很高。在社会学上，他们对社会的物质困难和高度不稳定感到相当不舒服。一小部分教育精英集中在他们中间。这些通常来自最高学府的毕业生认为政治家背叛了他们的任务，特别是在环境问题上，并希望改变这种体制。
另一方面，抗议的民主人士通常比这第一类人受过更好的教育，有很强的文化背景。他们不太倾向于政治暴力，仍然相信投票的作用。
《世界报》 问 : 您如何看待对声誉较为保守的大学的封锁，如阿萨斯大学(前巴黎二大)或多芬大学 (前巴黎九大)？
社会学家奥利维尔·伽朗（Olivier Galland）答 :
我仍然有点怀疑。现在还很难理解这些学生的改变。几十个学生就足以封锁一个大学。今天动员起来的都是最左翼大学的传统堡垒，如雷恩第二大学或托尔比亚克大学。
《世界报》 问 : 年轻女性在示威活动中非常活跃。这是一个新现象吗？
社会学家奥利维尔·伽朗（Olivier Galland）答 :
在抗议最激烈的两个类别中，年轻女性占多数。因此，发现她们在游行中的人数更多也就不奇怪了。她们站在社会变革的最前沿，是这些变革的推动力，特别是在环境和性别方面。在这方面，与上一代的妇女相比，她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事实上，比男性要多得多。那些专注于私人生活和个人利益的脱离社会的年轻人似乎主要是男性。
《世界报》 问 : 在中小城镇也在进行动员。这说明了什么？
社会学家奥利维尔·伽朗（Olivier Galland）答 :
农村青年实际上与城市青年没有什么不同。脱离社会的人在那里可能更多一些，但这并不重要，我所详述的不同类型的人在全国各地都存在。整体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有助于社会和政治实践及态度的同质化。而在过去，文化裂痕比较强烈。
《世界报》 问 : 另一方面，居住在郊区的年轻人很少被动员起来。
社会学家奥利维尔·伽朗（Olivier Galland）答 :
是的，这与2005年的起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他们在前线，或者他们以前可能参加过的其他学生抗议活动。今天，这种情况似乎少了很多。这些年轻人还有其他问题，与他们的物质状况、学校教育或他们遭受的歧视有关。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他们生活在一个从根本上对他们有敌意的社会。
《世界报》 问 : 3月25日星期六在Sainte-Soline（Deux-Sèvres）发生的事件或在工会游行的边缘地带发生的事件，是否有更大的诱惑力，使人变得激进？
社会学家奥利维尔·伽朗（Olivier Galland）答 :
是的，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中，对政治暴力的接受度更高，对与民选官员或警察对抗的容忍度更高。这些都与政治制度的失信有关--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许多年轻人认为代议制民主不再起作用，甚至认为政治家是腐败的。
大多数18-24岁的人与政治制度非常疏远，他们对政治制度不再感兴趣。作为证据，从一次选举到下一次选举，去投票的年轻人的比例越来越低。然而，如果我们不再通过投票采取行动，我们可以认为采取行动是合法的，如果不是通过暴力，至少是通过一种直接行动的形式。
《世界报》 问 : 激进的诱惑会不会被放大？
社会学家奥利维尔·伽朗（Olivier Galland）答 :
这一点很难说。但是，政治提议并不符合年轻人的期望，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例如，即使是最致力于环保事业的人也不觉得自己被欧洲生态党-绿党所代表。在某些时候，我们将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向他们提出什么新的政治提议？
《世界报》 问 : 您如何看待这一运动的延续？
社会学家奥利维尔·伽朗（Olivier Galland）答 :
我不会冒险做任何预测。如果运动减弱，讨论最终开始，这可能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引退，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中都是如此。
对政府来说，危险的地方在于发生了重大事件。年轻人示威时发生混乱的风险总是更大，因为他们受到的监督更少，工会的存在更少，青年运动的代表性不强。所有政府都会想到1986年被警察殴打致死的Malik Oussekine。这种类型的悲剧可以凝聚青年，形成代际团结的条件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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