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巴黎倪土金城 的微信公共号
倪金城前言 : 中国37年多来的崛起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2016年10月14日，法国回声报 (Les Echos) 主编经济学家让-马克·维托里(Jean-Marc VITTORI)在回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从历史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中华帝国消失及现代中国崛起。今得到让-马克·维托里的允许，特此把法文原文和我翻译的中文分别发表到我的公众号里，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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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消失与崛起之谜
2016年10月14日
让 - 马克·维托里
在十八世纪，小小的英格兰开始了工业革命，而中国这个巨大的帝国开始走下坡路。我们的专栏作家让-马克·维托里和马可波罗，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一起来解开这其中的奥秘，并同时解释二十世纪末中国的快速崛起。
十八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快速发展的关键年代，能源的掌握，新型机器的广泛应用，机械化炼钢和纺织，英国打开了高速发展之门。而当年的中国却停滞不前。那个年代亚洲的中华帝国还使欧洲着迷。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把基于农业的中国模式作为发展样板。他的同事弗朗索瓦·魁奈甚至用100页的文字赞扬中国专制主义 - 这使他赢得“欧洲孔子”的雅称。那个时代中华帝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度。在十三世纪末，马可·波罗带着美好的回忆从中华帝国回到威尼斯。中华帝国拥有难以想象的财富，历史性的重大发明如货币，拥有人口十倍于威尼斯的城市，其美丽和雄伟的设计无人能用语言描绘。中华帝国早早就已经发明了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这三个发明正是后来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工业时代诞生的基础。在1500年，中国人均收入比英国高。
但十八世纪以后，一切都变了。1842年，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军事上打败了中国。英国人均收入则比中国高出已经六倍。这仅仅是“屈辱的世纪”的开始，中国成为保守的代名词，查尔斯·狄更斯写道：« 自从第一艘中国帆船的建造几千年过去之后，最新筹建的帆船一点也没有更先进 »。历史上中华帝国第一次向西方取经，十九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严复翻译亚当·斯密，让中国“理解西方财富的源泉”。1913年中国引入了西方式的议会，但维持不久。1980年，英国人均收入高于中国三十倍！中国的新皇帝邓小平决定追赶，其惊人的速度在世界历史上也前所未有。今天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英国的三分之一。
这500年里在小小的英格兰和巨大的中国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其中一个国家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另一个国家却错过了？这个“大分流”之谜是世界经济史中最大的谜团。其实二十世纪还不是处于这个谜语的中心时代。当时，两国之间的对比已经非常强烈了。英国有稳定的政治体制，有效的市场（劳动力，资本，商品……），繁荣的工业，强大的银行。虽然经过了重重困难（世界大战，因为美国而丧失全球霸权地位，重大金融危机，因70年代的不景气而请求世界货币基金援助），但其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和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弹能力，英国坚定地行进在经济现代化的大道上。而中国正好相反，在6岁的末代皇帝溥仪1912年退位后，中国处于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军阀混战，日寇入侵，解放战争，土地与工厂的集体化，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强制性工业化的失败，加上经济停滞，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在苦难中挣扎。
在十九世纪，却是另一个故事。这两个国家没有背对背，而是面对面。在战胜法国拿破仑后，英格兰用武器、工厂和船舰统治了世界，人均收入增长率从每年0.3％到年均超过1％，巨大的英帝国为英国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其舰船在1840年炮轰广州，迫使中国开放其边境。首先是鸦片，英国殖民者从印度把鸦片卖给中国，其次是更广泛的国际贸易。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说：“数千英美舰船打到中国[...]。中国工业屈服于机械化的竞争”。伦敦的崛起导致北京的沉沦，英国的胜利削弱了大清帝国，导致了几十年后帝国的崩溃。一个混乱的国家里、投资、建厂，经济现代化都变得不可能。但是我们必须回到更远的过去才能理解这个大分流的原因。可是历史之秘变得更难理解，数字变得非常脆弱，历史学家也各说各话，有关人口、能源、竞争等依据也变得难以确定了……
1780年，托马斯·本特利就试图解释工业革命。这个英国实业家和乔赛亚·韦奇伍德共同创建了瓷器厂，他这样解释了机器在英国的出现：“当一国劳动力的价格增加高于竞争对手时，如果此国不用新发明的机械抵消价格高的劳动力的话，这个变得昂贵的国家就会失去市场而走下坡路”。英国的工资当时的确上涨了，由于黑死病的流行，在十四世纪中叶造成近二分之一的英国人死亡，人力资源也变得比较昂贵。在英国，超过其他地方，更多的女性去养殖场工作，那里的领主要求她们不能有孩子，从而减缓了人口增长，劳动力的价格更贵了，食品价格也上涨。而仍处于马尔萨斯陷阱的中国，正如孟德斯鸠所说，那里“女人是如此多生，人口上涨到如此地步，土地虽然有耕，但也几乎不足以养活其居民”。
英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补充道：在英国，“工资非常高，能源却非常便宜”，因为英国地下充满了容易采取的煤炭，煤炭也容易沿河运到位于河边的主要城市 - 不像许多处于内陆防御地点的更古老的法国城市。当乔治四世于1820年即位时，他的小国燃烧的煤炭是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五倍以上！对于艾伦来讲，“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开始于英国，因为它给英国带来了巨大效益，而在其他时间其他地方，工业革命却不会带来价值”。中国煤矿也很富有–当今中国既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国-但用当年的技术很难采煤，况且煤矿距离城市非常远。
殖民地的土地
除了物价和工资，能源是“大分流”之谜的第二种解释。在一本十五年前出版的同名书籍里，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斯·彭慕兰试图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根据他的计算，长江下游和英国在十八世纪大约处于同一发展水平。这两个地区也均处于农业模式的末期。随着人口增长，这两个地区都缺乏土地与自然资源。但英国拥有两个关键优势 ：煤和殖民地。煤提供木头无法产生的能量。殖民地提供价格便宜的棉花和食糖，因为是在小小英国缺少的土地上种植。其他研究人员，如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布劳特，在解释这个现象是走得更远。他们认为，英国经济起飞的动力根本就是资源抢劫和美国的奴隶制度。他们的分析是卡尔·马克思的延伸。对他们来说，殖民地贸易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使得英国可以建立更大更高效的工厂。
资源抢劫不能解释一切。工业革命最核心的因素首先是发明-蒸汽机、纺织机、钢铁。虽然重要创新背后的科学突破往往是在法国或德国。在这个发明历史中也有几个法国人如约瑟夫·雅卡尔或丹尼斯·帕潘（移居伦敦），但大部分在漫长的进步道路上留下痕迹的“微型发明”(借用历史学家乔尔·莫基尔之语)都是英国人，托马斯·萨弗里，托马斯·纽科门，詹姆斯·瓦特等发明蒸汽机，约翰·凯，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理查德·阿克莱特，塞缪尔·克朗普顿，埃德蒙·卡特赖特等发明纺织机械，达必父子发明冶金……在这个发明家的名单里没有任何一位中国人！
历史上的中国和欧洲不是真的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十六世纪自哥白尼开始的科学革命已经广泛的在欧洲发芽。两千多年来，中华帝国更喜欢连续性而唾弃断裂性发展，重农业而弃贸易和工业。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只有皇帝拥有土地和所有收益，他的首要任务是社会秩序的延续，招聘优秀的官员管理分为省的帝国。只有皇位是遗传的，没有贵族，没有封建主义，只是一个皇权，官僚体系和家庭。这些原则在历史长河里当帝国分崩离析时受到质疑–比如第三世纪汉朝的消失，第十世纪宋朝的失败。但自1368的明代，然后是自1644年的清朝，帝国的运行都还是高度集中的。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潜心于研究该发展模式。在中国，“皇帝的收入几乎全部是来自土地税，税收的上升或下降取决于土地年产值的上升或下降”。因此，国家优先发展农业，全力支持农业的产量和价格。皇帝投资修建道路和运河，以创造一个“尽可能大的市场”。在欧洲十四世纪才发展的汇票早已在中华帝国流通，金融机构可以在帝国内汇款-但不能隔代继承，因此不能积累与投资。中国十八世纪粮食价格的最新研究指出当时的中国市场其实正在崩解之中，而欧洲市场情况正好相反。
在那个时代，欧洲不是一个集中的系统，欧洲各国之间的毁灭性竞争给各国带来痛苦。欧洲国家之间在相互竞争，而中国则只是防御来自北方的入侵。英国三年中有两年是在战争，其公共债务在十七世纪末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到了滑铁卢之战后暴增到200％以上。而中华帝国不借钱。但是这些经常性的战争支持了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战争直接推动各国改进军事技术，军事技术的改进也促进了民用，比如说海运技术的提高。间接的看，根据让-洛朗·罗森塔尔和王国斌两位研究人员的分析：“战争导致欧洲城市工业化, 而欧洲城市化正是巨额投资和机器采用的原因”。
英国资产阶级的力量
其次是国家内部的竞争。即使是最无情的欧洲君主也与贵族、主教、商人，甚至银行家共存。更关键的是，欧洲君主们借用他们的钱发动战争，作为交换，君主给予他们好处。在英国，议会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后控制了公共财政。新生的资产阶级成功地在法律、政治、社会等领域实行变革，保证了工业革命的大力发展。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如19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政治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对英国崛起发挥了核心作用。其他人则坚持是因商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尤其是海上贸易的自由。
但是，我们需要回到欧洲科学革命之前更久才能理解大分流的原因。在中国没有类似欧洲的科学革命，至少直到十五世纪，中国和欧洲作出了相反的选择。1403年，永乐皇帝决定建造200艘帆船，其中有些帆船100多米长-是同时代欧洲船只的四倍长。这支舰队七下西洋，到达红海和非洲海岸。但永乐皇帝去世后，朝内局势紧张，还需要财力用于击退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击。1436年，他的儿子洪熙不但停止了远征还下令摧毁了舰船。为了保持其内部统一，中国闭关锁国直到19世纪。欧洲则做出了相反的选择，哥伦布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他只是一名水手，而不是国王，他航行的倡议是私人决定而非公共介入-即使他航行的钱来自卡斯蒂利亚女王。哥伦布航行的目的是发现而不是去扬威。把欧洲大陆之门向世界打开，伟大的探险家们给欧洲一个巨大的经济动力。“欧洲成功的实现了连接全球的海上通道，创造一个对其有利的统一世界”，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这样写道。而这个创造，大部分是英国人。
征服精神和优先考虑内部稳定之间的这种对立不仅是少数人的决定，它深深植根于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所谓的“文化价值”里。这是大分流的的另一个解释。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认为，在英国比法国更为常见的新教是创新和储蓄的温床，这二者正是工业革命不可缺少的优势。他还写了一本不太知名的书叫《儒教和道教》，在书中他认为中国享有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和平环境，但中国喜欢思辨而不变成行动，喜欢广义家庭的特权而损害个人主动性，歧视发明，因为先民们认为发明会有带来动乱的风险。孔子认为知识来源于先民，而和孔子同样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苏格拉底则认为知识是对先辈们的否定中获得的。和苏格拉底相比，孔子的理念不会催生工业革命。
但是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飞跃发展使人质疑所有这些解释，或者至少使这些解释变的不合理了。是什么能够使中国实现这个飞跃？最常见的回答是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超过500年的闭关锁国后，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只是第二阶段起的作用更大。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是给农民有出售他们超越国家计划配额生产的产品的自由。换句话说，一开始是释放了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和资本的原始积累，然后才因此而投资工业。中国当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不是因为没有经济学家李嘉图，而是没有熊彼特……和马克思。
让- 马克·维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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