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西式民主在中国传播为何如此坎坷？

西式民主在中国传播为何如此坎坷？

两论民主与中国（之一）
（实践/史实//思考/逻辑）

必须承认，现在世界上已经发展到至少是基本成熟阶段的民主只有西式民主一个类型。其它类型的民主都还在发展途中，远未成熟，还没有足够规范的样本可以概括。但我们还是已经可以看到两类民主之间的一些区别。这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西式的民主基本上都拥有三个特征：普选、多党、轮替。下文把这种民主称之为西式民主。缺乏这三项特征至少之一的民主，则称之为非西式民主。

其实，西式民主还有许多其它更本质的特征，比如宪政、法治、分权制衡、服从多数但一系列基本人权（比如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不受多数侵犯等。不过这些特征都比较难于界定，不方便拿来直观地区分两类民主。而且，这些特征的普适性和绝对价值远比前三点高得多，可以或应该甚至必须被非西式民主吸纳。因此也并不适合拿来区分西式和非西式的民主。

上篇：简述（西式）民主在中国传播的坎坷历程

民主这个概念当然是100%的舶来品，中国历史上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民主这个词其实倒是有的。它的意思与人主一样，就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当家做主。

这个现代理念的理论起源，那当然是闻名遐迩的法国人卢梭的《人民主权论》。然后就是《美国独立宣言》中那段振聋发聩的断言：“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得以组织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在这之后，还有法国1791年公布的《人权宣言》。还有还有更早一些的其它著作比如出版于1689-1690年的洛克的两篇《政府论》等，共同构成西方民主理论的基石。

限于篇幅，西方民主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叙述从略。下面仅从政治实践论起。

首先要申明：笔者不敢说自己比无数先贤更能洞见历史，只是有幸比那些本文论及的最早的前辈晚生百年，许多当年不可能看清的问题，今天再看，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智力，就可以看得相当地清楚。以下评论，（除了最后一部分关于现状的。）概属事后的诸葛亮之见。请各位不要笑话本人斗胆妄言。

中国近代的政体革命，当自1898年，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群情激愤之背景中发生的戊戌变法算起。其实光绪皇帝当时发出的103道诏书中，并无一道论及立宪。但是从历史的逻辑看，如果变法成功，君主立宪是必然的政制归宿。与日本比较，这个改良是有可能成功的。可惜中国当时时运不济，遇上了好几个的确并非必然的不利条件。第一是光绪帝太年轻，太懦弱。他刚刚亲政，羽翼未成。当朝一品大员中，只有他的老师翁同龢一个老人是帝党。其余的维新派绝大多数都是新人年轻人书生，官位除了袁世凯最多四品章京。第二个霉运是当时在清廷真正当权的是那个极为强势而又保守的慈禧太后。时人黄遵宪诗云：“衔雏燕子浑无赖，眼见人瞋故故飞”是也。第三个倒霉的事是，唯一的一个握有军权的新派人士，在天津小站练兵的二品侍郎袁世凯，又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第一个政改势头就这样溃败。

错失的第二个改良政体的妥协机会是清末立宪运动。当时这个由地方士绅如张謇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与保路运动、地方自治运动结合在一起，也曾造起颇大的声势。清廷被迫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甚至于1908年公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终因清廷步伐太慢，大局已过度损朽，再加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各地不停地起事，直至武昌起义的冲击，最后再加上袁世凯的二度叛变，（或称反正，立场不同而已。）清廷终于垮台，立宪也就失去了基础，只能共和了。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清廷的统治民族是人口极少的满族，而不是像明朝那样的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三百年过去，民族畛域依然未消。所以孙中山的同盟会纲领的第一句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所以才有那么多如的会党(如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支持革命。清廷的溃亡也因此失去了很多故老的痛惜。

当时的东方，学习西方有成的，仅日本一个孤例。他们搞的是君主立宪，而且是君主有很大权力的一种立宪。君主以外的权力，又有很大一部分被军方掌握。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在第一阶段，游走日、美、欧三方，最想模仿的对象是美国。那个时候的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在欧洲，也至少有了法国这个经过两个帝国，两个复辟王朝，三个共和国，超过80年动荡，总算稳定下来的第三共和国。除此之外，在当时的世界上，（大型的）共和国还是一个稀罕的事物。孙中山领导创立的中华民国，可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下文称中国的第一共和。）当时的世人，显然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觉悟，就是：（西式）民主政体的成功实施运转，其实需要相当的条件。而且这种条件至今也为许多原教旨的民主派所否认。他们还是认为，西方的制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代也都灵。如今这个（西式）民主政体条件论，已经被广大的学界所接受，却至今不被西方的政界所接受。所以才会有接连不断的在落后国家强制推行总是难以成功的（西式）民主制度的失败实践。

而笔者自然属于学界人士，现在要来论证100年前的中国，其实实施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历史条件并不成熟了。想来不用真的去列举那些基础条件：中国当时的人均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城市化、工业化的程度，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比重等等。1911年中国那些指标，比起今天的中国，或当日的美国，自然是低到不成比例。

当时看不清，今天可以看清楚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时在中国进行民主或共和革命，其实历史条件并不成熟。想想100年后的今天，中国似乎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真正的宪政体制，当年的历史条件不可能成熟，是否昭然若揭？

错失的第三个妥协的机会是民初1912年的南北合议未成。当时在所有的新军中，北洋独大，袁世作为创始人又一言九鼎。孙中山承认现实，甚至把总统之位都让与了他，也算得上是光明磊落，不计权位了。袁世凯的宝座是以武力为背景，谈出来的。其实袁世凯若老老实实地当他的民国总统，他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个很好的贡献。但是他却偏要得陇望蜀，想去当那个“洪宪皇帝”，终至自己身败名裂，然后留下了一个军阀混战的民国。孙中山此后领导无数次北伐，直至1925年病逝，皆因没有自己的军队，想因人成事而失败。其余的无数更小的细节这里就不说了。不知道这些足不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国其实并没有足够的条件迎接一个真正的共和国。要得天下还是只能靠武力。而在清廷垮台以前，除了革命党不停的小规模闹事，其实国内并没有真正的内战和军阀割据。和平与安定真的比民国时期还强许多。

搞去搞来，我们空有了共和国的名号，却始终没有真正的共和国的体制。其实袁世凯就是没有明白，他的确不可以再当皇帝，但是蛮可以当一个皇帝般专权的总统。请看他的后继者就知道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在那个时代，没有足够的枪杆子，就不会有政权。而靠枪杆子得来的政权，又无法对民权有足够的敬畏。这是不是症结之所在？

如果这些还不够，历史接着往下演进，还会继续提供新的证据。

北洋军阀的内战还没打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学习了苏联，联合了中共的黄埔系新军阀登上历史舞台，参加了中原逐鹿。到1927年，蒋介石基本统一了中国，尤其是相当好地控制了当时中国的最富裕发达的地区，江浙一带。他当时的主要军事对手就只剩下了割据各偏僻地方，尤其是江西南部的共产党势力。还有就是从1931年开始，已经窃据东北，随时准备并吞整个中国的日本势力。在这样的局面下，民主建设自然还是没有机会。蒋介石-国民党全力关注的还是扫平共产党的割据，和准备抗日。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不知道大家是否认为这样做不正当，而应当是选出来的。

然后是抗日战争开打。中共在抗日中坐大。这战争期间自然无法谈政体建设。

抗战胜利结束后，百废俱兴，民主宪政的机会似乎来了。这个机会就是国民党先后在重庆和南京主持的老政协。可惜的是国民党自持强大不肯作足够的让步。共产党最后退出，其它民主党派也大都先后退出。国民党宪政活剧最后演成了独角戏。国共双方当时都相信自己能在战场上赢。一方战场失败以后，再想妥协已经没有机会。最后失去的不仅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还有一个两党监督制衡，共创真共和的机会。这个选票和枪杆子，到底哪个重要？不用笔者说吧？至于民心，当时的共产党当然比国民党得到的多得太多。不过后来的演变又太出大家的预料。

如果笔者说，妥协“偶然”失败次数太多，就包含有必然性。不知大家以为然否。

这一段历史活剧的主角，已经不是清廷和袁世凯、孙中山同盟会，而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蒋介石、毛泽东、张澜等人。但是剧本的实际演绎状况还是差不太多。还是拳头大就道理长。打不过就只好老实认输。 而那民心再重要也是第二位的。

如果大家觉得笔者说的民国时期自始至终，实施西式民主的历史条件都不够成熟的理由还不充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这一段历史活剧的主角又换了。国民党跑到台湾退出了棋局。大陆中国的棋盘上只剩下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 那场景是共产党在北京主持新政协。那大家不妨去看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文章写得好漂亮。新政协开始的那个局面真是壮丽辉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豪言。

中国的第二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一片朝气蓬勃，人人皆以为盛世很快就会来临。可惜好景不长，共产党很快误入了命定的共产歧途，搞起那在城乡消灭私有制的运动。太过伟大的党，那么快地忘记了在新政协《共同纲领》中与私有制长期共存的信誓旦旦，摆脱了监督，为所欲为，终至酿成那众所周知的连串大错。

错在何处，古人都早已明白。（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为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可惜大权在握的人总是记不住。为什么记不住？那还不是因为江山是打下来的，不是靠人们投票来的。但是投票建国在那个时候有可能吗？或者说今天有可能吗？军队听党指挥，党却要听领袖指挥，并不听人民指挥，而领袖则要指挥党和人民。所以笔者说（西式）民主的历史条件在1949年的大陆中国，依然远未成熟。

在19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和城市里的公私合营运动之后，城市乡村的私有制都被摧毁殆尽，那时要搞民主，岂不是缘木求鱼。在全盘公有制下搞民主，历史已经证明，过去从未成功，以后也不会有机会成功。

这第二共和的前三十年，也不是没有重大成绩，但全局性的错误实在是接连不断。以后的四十年当然也不是没有诸多严重的缺陷，但完全可以认定，成绩是主要的，至少比前三十年成功得多。其实这前三十年的政治，简单地就可以概括为消灭私有制。后四十年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恢复私有制的合法性。笔者认为：消灭私有制是前三十年的原错（即几乎一切其它错误的根源）。而恢复私有制，则是后四十年一切成就的原对（即几乎一切其它正确决策的依据）。

第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又号称毛泽东时代。毛的个人专权的能量来源于何处也是一个始终没有充分讨论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简单地说，是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来源于第三国际斯大林主义。而斯大林的专权又生长于俄国的专制传统。两者都是根深蒂固的遍及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专制传统。历史的继承性真的很强，脱胎换骨真的需要时间。否则如何解释1957年以后的错误的毛泽东何以那样呼风唤雨（他唤来的风雨都来自何处？）而无人可以阻挡呢？

【以下一段是旧稿。现在情形有变。后面有补述。】

今天的第二共和当然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人专制。由于邓小平的英明果决与主动垂范，中国已经远离了终身制。江泽民任上，中国又建立了一届两任十年为限的最高领导层的限任制度。这个制度，为接任的中国主席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继承遵循。并且，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大家都已观察到了相当自由平等的合议制。也就是说，哪怕是在十年的有限任内，也已经没有了个人专断。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言论和主张自由。伊斯兰世界那种数十年连任的总统已经不会在中国出现，个人权力的泛滥和疲乏已经受到相当的制度约束。（这种最高层的平等合议制-时称九龙治水-是不是恰到好处，也有疑问。而现在恐怕是矫枉过正了。）

但高层政制向着更多的共和要素的演变，似乎就到此为止了。比如，政治局常委和整个政治局的关系。据笔者观察，可不是依照民主或共和的原则，由中央委员会来自由选举政治局及其常委，而是反过来由常委会控制/指定（圈定，小圈子协商选定）政治局一般成员。而政治局则会控制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构成。然后以此类推，由上至下直至政体基层。各层的选举不是没有，但绝不是主导的因素。主导的因素绝对是自上而下的选拔、指定与栽培。

不过笔者并没有认为这样就一定不好或不对。本人的基本体会是这种至上而下的集权（选拔）威权政体与西方的以至下而上的选举为主导因素的西式民主制度，其实还是各有利弊。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折中融合，尤其是需要一个温和的演变过程。不要搞革命，不要搞休克疗法。

国民党到了台湾，只剩下那小小的“复兴基地”，倒是在兢兢业业地经营。到了1970年代的蒋经国时期，台湾的发展程度和均富程度，都大大进展，实施民主的物质条件开始接近成熟。这时的蒋经国，不失时机地迈出了应当的一步。以后虽然屡经波折，但台湾的西式民主还是站住了脚。如果没有那个“国家认同”问题，台湾的民主政体，其实还可以发展得更为顺畅的。

自胡温2002年执政以来，已经提出了一条与江泽民时代略有不同的路线，由效益优先，兼顾公平转向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益。提出了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偏重公平的政治理念。很多的重大政策已经重新转向国家干预、社会主义（比如用宏观经济政策干预房市，大力筹建廉租屋等）。

10年前，笔者曾经以为，在中国大陆搞民主，100多年以来，一直不成熟的历史条件，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已经慢慢地开始成熟了。这个搞民主的第一条件，就是私有制的主导地位，已经在大陆全面恢复。中国的经济真的很繁荣，各方面都在虽然难免不均衡地快速（现在是中速）发展。在政府以外运作的公民社会，也是在广泛成长。到今天，大陆沿海地区的大片地区，人均收入已经在1.5-2 万US$出头，比蒋经国时代末期的台湾已经富裕很多，（1980年，台湾人均收入2367当时US$。大陆当时人均约200 US$。现在，台湾人均收入约2 5000 US$，大陆10 000 US$。）已经有一个中产阶级分量很大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具备，已经不是不能发展更多民主程序的足够理由。

本人一直认为，中国的政体出路绝不在于全盘模仿西方，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自己几千年传统中留下来的尤其是民本主义（即把人民大众的利益视作国家的根本利益）还有贤能政治（通过科举考试公平公开地选贤与能，让知识分子而不是世袭贵族治国）等精华相结合，作出一种创新的制度。它应当是现有制度的有机成长与重大完善。

笔者在这个方面其实有蛮多思考，这里无法详述，只能高度概括。我们要探索的新的路径，如果概括成一段话，似乎应当是：这个政体始终有一个强大的，并不轮替的核心力量。但它必须受到足够的监督，必须让社会各阶层有足够的参与，必须是足够的透明，足够的流动，足够地法制化……总之，这个核心主导力量必须做出一切足够的让步，以交换他的不被轮替，这样才能符合这个政体的整体长远利益，才能长治久安，才能三个代表。

笔者假设的这个终极目标模式的最大精髓概括成一个词组应当是受到有效监督的行政主导。这是至少东亚新加坡和香港两个政体成功的共同特征。这个行政主导、不轮替的核心，甚至透明、流动等概念都可以自东方传统中导出。而参与、制衡、监督、法制等概念则来自西方。两方面的恰到好处的嵌合则是笔者推荐的制度创新的核心路向。

【上面三段话，是本人10年以前，对中国政体发展路向的一个揣测或一个愿景。然而世事难料，类似这样的局面，似乎并未出现。】

2012年上任的习主席的社会政策，继承了胡温时代，有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其施政，其实也有很多成绩，比如在反腐、扶贫、环保、治军方面，都有大体得到公认的重大进展。但【以下删除200字。请各位谅解。】也就是说，朝向更多西式民主因素增加的总方向已经逆转。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个趋势并没有看见受到什么可见的抵制，一切相关变化都发生得似乎十分顺畅。

就社会层面而言，感到意外的事情是：虽然本人预见的社会条件（东部沿海，人均远超一万，中产阶级占人口大体半数。经济成长速度放缓，当局需要新的合法性来源。）已经基本达成，但社会上要求更多民主、参政、甚至言论自由的呼声似乎非常稀薄。如果把这些都说成是当局的压制，似乎过于肤浅。比如，在香港出现动乱时，国内的民间舆论似乎非常一致地站在政府一边，对香港的“民主运动”实在鲜少同情。

这个现象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呈现重大的理论意义：中国的社会即使在中产阶级化以后，可能也并不会效法西方，去追求一个西式民主政体。这个社会可能会支持其精英集团，去寻找一条更加符合自己历史承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

本人一贯主张的中产阶级民主中坚的理论（详见下篇），可能还有重大漏洞。亨廷顿主张的西式民主只能生长于西方文明的土壤，无法移植的观点（也详见下篇）可能有比本人过去愿意承认的更多的真理性。

在经济体制方面的演变，比在政治领域好得多，当代中国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一多半的改制任务，将来再如何演变，也不会脱出混合经济，私有制占主导这个大框架。早在1993年，我就对此做过一个概括。我以为，最理想的经济模式应该是：以私有制为主导的，以公有制为补充的，以社会福利制度和国家适度干预（主要通过金融、税收和公共投资等手段）为节制的市场经济。

当局的正式说法，中国今天还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事实如何，大家心知肚明。

一种以上海师大历史学教授萧功秦为代表的意见认为：习主席实施的是一种新权威主义，是中国当下应对修昔底德陷阱之必须。为了集结全部力量度过难关，各种牺牲，各种代价，都是在所不惜的。这个意见是否合理，还需经历实践的检验。

今年以来的新冠疫情，给东西方的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内涵以新的严峻考验。至少到目前为止，东方（远不仅仅是中国的威权政体）的表现，胜出西方太多。这为中国的政权，赢得了巨大的合法性。西方的表现甚至比除了拉美之外的绝大多数南方国家包括东欧国家都差很多。个中的缘由，还需要在疫情结束以后深入思考与总结。

近两年来，在外交方面，中国和美国发生了过于激烈的对撞。对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中国的成长壮大已经无法掩饰这个客观原因之外，笔者认为特朗普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但中国方面也不可能完全无责。比如一些事情是否还是做得有些过于高调。（比如“厉害了我的国”的舆论宣传，比如香港国安法长臂管辖条款。）

近期以来，特朗普为主帅，蓬佩奥为先锋，美国独自一国，发起一场向中国的全面冲锋。各种毫不留情的指责，喷拥而出。对此，个人的基本评判就是：等待已久，一直以为还有可能绕过，至少是不会马上开启的修昔底德陷阱，已然打开。中美之间的全面博弈正式开始。除了热战，太多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胜负还不好预判。是某一方将明确成为赢家，还是两败俱伤，有没有渔翁可以重大得利，现在都还不好预判。不过一方亏输无底甚至败亡的可能性，个人以为其实并不大。但争斗一番之后，其实双方都无实质性损伤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现在的国力综合比拼，似要见真章了。

我们可能应当至少等到美国的大选之后，看局势如何发展，才方便对中国想走的新路的真实价值和可行性，做出进一步的判断。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甚至唯一标准。对这个问题，现实非常可能短时间内并不会给我们提供明确的答案。但这个特朗普回合，我们应该在三个月内，就可以看到至少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结论。（他能不能当选连任。如果当选，他在新一任中的对华政策会更强硬还是更柔软。如果拜登当选，他的真实对华政策会如何。三个重要问题，都尚无可知答案。）

但是，2020年，中国至少在有效控制疫情和快速经济复苏这两件事上，已经占得明确先手。西方的疫情和经济复苏前景，都还在未定之天。

第二共和迄今的成功，最突出在民生方面。全国平均，已经小康了。还记得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提的宏伟目标吗？到世纪末，翻两番，人均800 US$。事实上，最近40年，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涨了数十倍，已达10 000 US$。绝大部分家庭拥有不错的私宅，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超过40平米。中国的这项最重要的物质生活水平标志，已经进入富裕境界。比如拥车已经不再值得羡慕。各种家用电器，对绝大多数家庭，应当是应有尽有。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说的是，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在现实中大体都会严重缩水，很难美梦成真。但是40年前的中国人民，有多少人梦想到过今天中国已经真正实现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后20年，再涨1倍（只需平均年增率3.5%）就够人均2万，初等发达了。这个经济成就，是中国当局觉得不需要实施西式民主的最重要底气。

中国的学习西式民主进展迟缓还有一半的原因其实在中国之外。概言之，就是西式民主在其发源地，西式民主其实运作得并不十分地良好。在中国之外的非西方，除了日、韩、台三个例外之外，西式民主的传播，实在也是乏善可陈。这方面的事实和分析稍微发挥，就会成为另外一篇长文。这里当然打住。

【上篇到此结束。敬请各位指正。下篇将离开尤其是中国的具体史实，更多地从逻辑思辨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中国/非西方的民主问题。敬请继续关注。】